“锦衣卫之王”邕城记忆（下）

锦衣卫冠服图

　　放纵门客 险酿哗变

　　南宁卫乃明代军事制度——卫所制的产物。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在各地设立卫所，留下相应军士镇守。军士必须婚配，妻小跟随丈夫到戍守地点（或在当地娶亲），不得随意迁徙。卫所军士及子孙均人军户，世代为兵，不得更动，久之，即成落籍当地的常住人口。所以，驻兵卫所的制度其实乃是一项“移民工程”。当然，卫所官吏不在此例。明政府在广西共设有十卫、二十二千户所。清雍正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卷三百十七·列传第二百五·广西土司一”记载：“南宁，唐之邕州也。洪武二年，命潭州卫指挥同知丘广为总兵官，宝庆卫指挥佥事胡海、广西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讨左江上思州……洪武三年，置南宁、柳州二卫。时广西省臣言：‘广西……所治皆溪洞苗蛮……府卫兵远在靖江数百里外，卒有警，难相援，乞立卫置兵以镇。’诏从之。遂置卫，益兵守御。”正德年间前后，由于各地战乱频起，明政府不得不加强募兵制以补充兵源，部分募兵由卫所代管。

　　王佐原为南宁卫指挥佥事（正四品），战后升任南宁卫的明威将军军政掌印指挥佥事。王佐作为这个名称复杂的一方大员，下辖多少军队？职权范围有多大？《明史》“卷九·志第五十二·职官五”记载：“内外卫所，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至是更定其制，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洪武二十年，始命各卫立掌印、佥书，专职理事，以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可见掌印者应为指挥使，而王佐作为指挥佥事，却能掌印坐堂，并加封明威将军（正四品），实质上是行使指挥使的职权，可谓官威赫赫。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王佐跟随恩公王守仁到南宁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因为对门客管束不严，差一点惹下滔天大祸。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王守仁致书起兵反明的田州府土目卢苏、思恩府土目王受，限定他们二十日之内到南宁“诚心投顺”。卢苏、王受二人虽然应约来归顺，但害怕王守仁或有杀心，还是留了一手，带了2000名精兵自卫。王佐的门客、游学之士岑伯高平时就放荡不羁，此次知道王守仁是诚意招降，府中又没有伏兵，肯定不会杀害卢苏、王受，就假托王守仁之命，称卢苏、王受必须缴纳万两黄金的“保命钱”，想借机私捞一笔“养老金”。卢苏、王受信以为真，不由悔恨交加，怒道：“王守仁骗我们到这来是为这玩意啊！如今时间紧迫，怎能筹到万两黄金？一定要万两黄金，我们只有再造反而已！”王守仁有个14岁的侍女，知道岑伯高的阴谋后，夜间进帐中禀告王守仁。王守仁大惊，通宵未眠，连夜派特使安抚卢苏、王受：“不要相信谗言，我不是贪财之人，更不会不讲信义而杀害你们！”卢苏、王受疑惧未决，最后提出要求：拜见王守仁时，二人必须自带贴身卫士，王守仁同意了。二人又提出：“军门左右的衙役，也必须全部换成田州人！”王守仁不得已，又同意了。苏受进了军门，发现到处布满全副武装的卫兵，这些卫兵虽是田州籍、但却忠于王守仁！威吓之下，卢苏、王受阵脚大乱，不敢异动。王守仁数落了他俩一顿，命各杖击100下，负责杖击的又是田州籍卫兵！之后，王守仁再温言相劝，晓以大义，使卢苏、王受愧而服之。王守仁又向朝廷上疏：“田州对外是一道重要防线，对内是各郡的屏障。深山绝谷，都有少数民族盘踞。若是杀尽这些人，他日虽想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管辖，改由布政司统一治理），谁来做平民？这不是自撤防卫，资助了邻国吗？总不是良策呀。岑氏几代人在边疆立功，此次仅仅触犯了国法而已，过不掩功。臣认为治理田州，非岑氏不可。请求将田州定为州治（即只管辖田州治所），封岑氏之子邦相为州之判官，以求顺应当地人民的民情。另外分设土巡检，以卢、苏等人担任此职，杀一杀他们的威势，也就够了。”明世宗准奏。王守仁称，此次平定田州府、思恩府，“不戮一卒”。

　　此事见于嘉靖五年进士、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田汝成的西南民俗史料私人笔记《炎徼纪闻》“卷一·岑猛”：“田州土目卢苏纠思恩土目王受等挟邦相反，两江皆震……（嘉靖）六年十一月，（王）守仁至苍梧……明年七月，至南宁，使人约降苏、受……而守仁所爱指挥王佐门客岑伯高，雅知守仁无杀苏、受意，使人言苏、受须纳万金丐命……”文中“七月”应为正月之误，参考清顺治年间进士、浙江提学佥事谷应泰的纪事本末体私人笔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记载：“七年春正月，王守仁……见卢苏、王受势炽，度不可卒灭，乃使人招谕，使来输罪。”因为到了七月，卢苏、王受已老老实实地领王守仁之命，去屠杀大藤峡、八寨大起义的少数民族同胞矣。

　　募款铸钟 功德千秋

　　尽管这事王佐没有直接责任，但毕竟有放纵门客、缺乏管束之过。史书上未记载王守仁如何处置岑伯高，但对于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爱将王佐，王守仁肯定是十分失望的。对于此后的广西军事，王守仁把王佐晾在一边，不予重用，而提拔都指挥同知张佑担任总兵，命副总兵张裕、李璋，参将张经、冯勋等协同作战，与卢苏、王受等当地土官一同镇压大藤峡、八寨大起义。王佐当时虽然少了诸多军功，但日后也不用背上“屠杀少数民族的刽子手”的千古骂名，福兮祸兮？

　　嘉靖七年之中，王守仁尽是差遣王佐做些杂事，包括去拜祭身故的官员。《王阳明全集》“卷三·悟真录·八·续编·祭陈判官文”记载：“嘉靖七年……钦差总制四省军务新建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宁府推官冯衡、南宁卫指挥王佐，致祭于已故德庆州陈判官之墓……”陈判官即陈踞，于嘉靖四年(1525年)与指挥李松镇压罗滂、渌水瑶民起义时，被起义军首领赵木子用计诛杀。赵木子于嘉靖七年兵败于德庆州（今广东郁南县），被明军杀害。王守仁命冯衡、王佐提着赵木子的首级拜祭陈踞，场面相当血腥。

　　嘉靖七年十月，王守仁病重，上疏求退。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返回故乡浙江余姚的途中，病故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江西大余县）青龙铺码头，享年五十七岁。其门徒、下属、亲戚、好友纷纷在沿途迎棺哭灵，王佐也为此从南宁赶到杭州。《王阳明全集》“卷三·悟真录·十一·世德纪·传·丧纪”记载：“丁卯，榇（柩）抵杭州府浙江驿……都指挥使刘宗伟，都指挥佥事李节、刘翱、孙仁、王佐……各就位哭奠。”

　　王守仁亡故后，虽有昭勇将军、南宁卫指挥使罗明坐镇，王佐却逐渐把持南宁卫军政大权。曾在北京、南京、淮安等大城市任职的王佐，为南宁没有一口大铜钟以报朝暮之时为憾。嘉靖十年（1531年），王佐向拥有钟鼓楼的大城市学习先进经验，发起“铸造南宁大铜钟”的募捐活动，名列主缘；募缘义官为唐金、夏源。钦差整饬左江兵备邵清、南宁知府喻义、奉政大夫同知陈志敬、南宁卫指挥使罗明，乡老杭廉、甘泽等，以及田州、都康州、果化州、上林县土官无不纷纷响应。钟成，其上铭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还镌有“江西匠士洪资”之名。

　　这口大铜钟当时悬挂在平楚楼（今民族大道39号附近）。晚清广西学政南宁拔贡、埌西村人氏莫炳奎纂修的《邕宁县志》“古迹志·平楚楼”记载：“平楚楼……在（南宁）府治左，题额四，东曰‘宣和’、南曰‘通明’、西曰‘应候’、北曰‘拱辰’。嘉靖十年，南宁卫指挥佥事王佐铸铜钟置其上，今名钟鼓楼。”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南宁沦陷，钟鼓楼被毁，由于担心掠夺成性的倭寇将大铜钟据为己有、去国万里，爱国之士便把大铜钟转移到百色、柳州、武汉等地。南宁解放后，广西文物工作者在武汉发现了这件流落他乡的明代文物，立即收购回邕，置放于南宁市人民公园镇宁炮台内。
 

锦衣卫腰牌

锦衣卫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