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狼兵 勇冠三军（下）

宁远古城　　

　　1、元代撞军 屯田蓄势

　　大元铁骑统一天下之战中，曾在广西静江府（今桂林市）、邕州（今南宁市）等地，遭遇宋政府正规军和壮族先民组成的撞军顽强抵抗。同时，不易征服的安南也是元政府的心腹大患。为此，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然而其后元顺帝的至元年号与此年号居然一模一样）设立邕州路兼左右两江溪洞镇抚司，采取和宋政府同样的方式，以正规军和土兵（乡兵）共同戍守南疆。曾于清康熙年间参与《大清一统志》编修的江苏史学家、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历史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十·广西五·南宁府”中记载：“南宁府……府内抚溪峒，《志》云：府境有三十六峒，错壤而居，外控蛮荒，实南服噤喉重地……恒以重兵戍守。元亦置重镇于此以镇压安南。元至元十六年，邕州路兼左右两江溪洞镇抚司。元贞初，以静江都元帅府分司邕州。近代用兵田州及经略安南，皆建节于此。盖地居冲要，势所必争也。”

　　元代史籍存世无几，故而有关广西土兵的记载亦不多。不过，史学界某些专家对此所发的奇谈怪论，却不能以“元代史籍少”为借口，更似读史不精的结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在2007年12月《中华读书报》上宣称“元代兵制中无土兵”，这样的说法不知出于何典，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明中书左丞相李善长监修、江南儒学提举宋濂等主修的《元史》“卷九十八·志第四十六·兵一”中，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元之有国，肇基朔漠。虽其兵制简略，然自太祖、太宗，灭夏剪金，霆轰风飞，奄有中土，兵力可谓雄劲者矣……又有辽东之纠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
 

　　其时广西不但有壮族先民组成的土兵，而且仍然延续了宋代惯用的撞军（撞兵）名号。再看《元史》“卷一百·志第四十八·兵三·屯田”的记载：“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撞兵屯田：成宗大德二年，黄圣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东兰？）等处及融庆溪洞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十年，平大任洞贼黄德宁等，以其地所遗田土，续置藤州屯田。为户上浪屯一千二百八十二户，忠州屯六百一十四户，那扶屯一千九户，雷留屯一百八十七户，水口屯一千五百九十九户。续增藤州屯，二百八顷一十九亩。”屯田军遂遍布广西各地。元代屯田的方式，除了军屯还有民屯。民屯，即组织民户进行屯种，其组织形式也带有浓厚军事性质，生产资料如土地、牛、种、农具等由官方供给，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的军事性质。从事屯田者另立户籍，称为“屯田户”。
 

　　由于古代广西地区少数民族种族繁杂、人口较多、分布较广，人口迁移不易，但元政府因政治需要，强行进行军事迁移，让土兵和农民异地屯田，引发了新的地域族群矛盾。加之元政府将其治下之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最占优越地位的是蒙古人，次为色目人，再次为汉人，最后为南人（南宋遗民），“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备受剥削和压迫的广西少数民族因此常常发动起义，以流动作战的方式对抗元政府的暴政，其波及区域之广、战斗力之强，亦令元政府官僚阶级大感头痛。元代广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涌现了唐大二、蒋仁五、吴法受、潘宝、黄圣许（亦作黄胜许）等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军首领，其英雄事迹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嘉靖南宁府志》内页

　　2、朝廷重用 狼兵出山

　　广西壮族先民组成的军队，到了明代盛极一时，史称狼兵（俍兵）。明政府多次征用狼兵平叛、御倭，屡有奇功。
 

　　在吸取了元政府垮台的教训之后，明代皇帝均意识到种族歧视、军事压迫并非上策，故而采取了“以夏变夷”的策略。即通过封建教化的方式来进行民族同化，减少民族矛盾；同时“以夷制夷”，扶植当地豪酋，平靖地方，巩固封建统治。早在正统二年(1437年)，明英宗朱祁镇就已起用以武勇闻名的广西狼兵维持地方秩序。明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纂修的《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三五”记载：“正统二年冬，十月戊午，广西总兵官、都督山云奏：‘……左、右两江土官地方，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为贼所惮。若选委头目，起领前来屯种一带近山荒田，断贼出没之路，不过数年，贼徒坐困，地方宁靖矣……乞如所言，量拨田州等府族目土兵分界耕守，就委土官。’”这是《明实录》中首次出现狼兵的记载。同样记载，亦见于清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等主持纂修的《明史》“卷三百十七·列传第二百五·广西土司一”。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政府还调集广西狼兵转战广东，镇压黄萧养起义军，多有获得赐地“俍田”、从此在高州（今广东高州市）安家落户而不回者，又称作“耕兵”。广东各地方志所记录的明、清战争，多有“狼猺兵”或“狼兵”记载。
 

　　为了笼络人心，明政府还对管辖狼兵的一些广西土司赐予汉姓 ，以表现朝廷对其器重。这种招抚策略看似施恩于少数民族，其实却暴露了明代统治者骨子里高人一等的落后封建意识。尽管广西土司自有祖祀，打心眼里不愿接受这种“荣誉”，但皇上“赐”的，敢不要吗？只能边“谢主隆恩”边在心中开骂。翻看关于明代的史籍，明代统治者狭隘的民族歧视思想处处可见，狼兵尽管忠心报国，但明代统治者始终只是将他们视为讨伐异己的利器，蔑为“化外之蛮夷”。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事，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就曾调度狼兵镇压广西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最初，由于广西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军以山为垒，凭山对峙，和明政府正规军在山中捉迷藏，每次起义都长期难以平定，朝廷耗费了大量资财、兵力。而狼兵熟悉地形，亦通风俗民情，既降低了军事“成本”，又易获战果，明政府当然乐于大量征调。明南宁知府方瑜纂修的《嘉靖南宁府志》“卷九·经略志”记载：“俍兵亦傜僮也。傜僮所在为贼，而俍兵死不敢为贼者，非俍兵之顺，而傜僮之逆，其所措置之势则然也。”傜僮容易成为“贼”，归顺朝廷、充当狼兵后，就“老实”了———如此陋见，可为一哂。
 

　　广西何地“盛产”狼兵？《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边防海防”记载：“太祖定江东，循元制，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后从山西行都司言，听边民自备军械，团结防边……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宣力最多。”照此记载，好像广西只有四地出狼兵，但再查其他史料，才发现明代广西各地狼兵众多！除了东兰、那地、南丹、归顺以及上文提及的南宁、融水、庆远、田州外，桂林、柳州、泗城、宜州、武靖州等地均有狼兵可供朝廷征调。其中，田州（今百色市田阳县）、泗城（今百色市凌云县）最受重视，清康熙年间桂林府通判汪森的广西百科全书式私人笔记《粤西丛载》“卷二十四”称：“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强，南丹次之。田州临大江，地势平衍，沃野方数百里，精兵万人，一呼即应。泗城方千余里，兵倍田州。”

袁崇焕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