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海洋：中国水下考古纪实》连载五

 弱势无道，厉兵秣马养精蓄锐

  　“南海一号”试捞的十年（1989-2001年）间，国际性商业打捞机构正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海域，而英国人哈彻自1984年成功打捞“哥德马尔森”号后，更是把在中国南海的寻宝故事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99年4月，为了在南海寻找一艘100多年前遇难的沉船，哈彻的打捞队已经在香港附近海域连续勘探了一个多月了。他们使用声波定位仪和磁强仪，一直在不停地扫瞄海床。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每天一万美元的成本，已经让哈彻花掉几十万元了。

    5月10日晚，声波定位仪上显示出不规则的海床，但磁力计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异常，因此并没有引起探险者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在此前碰到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最终证明只是暗礁或废弃的小游艇,甚至只不过是只废锚而已。而刚好在此不久,他们丢了一条小船，这件事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到12号他们才想到要重新核查10号晚上的发现。当潜水员潜入深达30多米的海底，他们首先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直径达一米的铁环，然后发现了一处小山似的堆积，高4米，方圆足有400多平方米，竟然全是瓷器！他们可以清楚地辨别出这些瓷器有杯子、盘碟、碗、罐、花瓶等。哈彻喜出望外，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沉船的位置、船只的规模、船上的货物及众多遇难者的遗骸，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英国著名海难研究专家尼戈尔?匹克福得在认真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之后，肯定地认为，那艘沉船就是1822年1月在中沙群岛触礁沉没的中国清代商船——“泰星号”。

    “泰星号” 是一艘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的巨型帆船，船长名叫游涛蔻。1822年1月14日，“泰星号”从厦门港出发，驶往爪哇（今印尼）。也许是由于当时海盗在老航线上频繁出现，来往商船经常遭到抢劫, 也可能是因为船上装载了太多的人，船长想尽早赶到爪哇，“泰星号”在航行期间，突然改变原来的航向，驶进了一条通往菲律宾的新航线。不幸的是，当船驶到中沙群岛时，船体不慎触礁，船身入水，在1小时后迅速沉没。

    “泰星号”遇难时，船上载有2000多名乘客和船员，乘客中有商人、学生，还有大批外出谋生的中国劳工，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举家移居的。遇难者年龄最大的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最小的仅仅六岁。 作为压舱石，船上同时装载着上百万件中国瓷器。

    泰星号离港时，还有另外一艘小型的帆船与它同行，在“泰星号”发出求助信号后，小帆船的船员立即上前营救，但是仅仅救出了18名乘客。因为担心自己的船会超重沉没，小帆船未敢进一步施救。

    两天后，一艘满载鸦片由印度去往印尼的“印第安那号”（Indiana）英国货轮，途经“泰星号”遇难海域。船长是前海军上尉詹姆斯.珍珠，他率领船员冒着生命危险，又救出180名在海上漂流了两天的幸存者。2000名乘客，最后只有198人死里逃生，其余人全部葬身海底。此次海事遇难者比后来的“泰坦尼克”号还要多200人，“泰星号”也因此被人们称作“东方的泰坦尼克”。

    “泰星号”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商船，船底部装满那个时期在欧洲十分畅销的中国德化窑的瓷器，达100万件。让人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为了在收藏市场上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哈彻竟将其中的60万件打碎，把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交给了内戈尔拍卖行。即便如此，这么大数量的瓷器仅凭当时欧洲的文物市场还是无法全部消化，于是拍卖行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买家。据说，这场持续了九天的拍卖会最终的总成交额高达3000多万美元。

    哈彻打捞“泰星号”的时候，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条例》已有十年。该条例规定，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的其他海域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

    对于哈彻的非道义行为，张威和我国有关方面的专家，向国际组织提出了抗议。要求他遵守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与文物的来源国中国共同协商这批文物的处理办法。张威气愤地说：“哈彻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虽然尚不清楚瓷器被打捞的确切地点到底是哪国的领海抑或公海，但是，这一活动的非道义性是不言自喻的。”

    游弋在我国南海的“捞宝者”一次次不道义行为，深深地刺痛着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心。而此时，张威想的是：要想战胜对手，就必须使自己变得比对手更强大。

    早在1989年12月，中日合作调查结束一个月以后，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帮助下，中国水下考古队的队员们再一次接受了更加严格的职业培训，这次训练又增加了几名新学员，他们是来自福建的栗建安、林果、吴春明。培训内容包括潜水、水下考古理论、水下考古调查、水下发掘技术、水下绘图、摄影以及计算机应用等。第二年2月，全体学员又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参加培训的11名学员都拿到了两星级国际潜水证书。

    这之后的十几年里，他们一直没有停歇。连续在福建连江县定海，海南文昌县宝陵港，山东蓬莱虚里、长岛，广东新会县官冲乡，福建长乐县大祉乡，以及长江三峡进行了多个水下考古项目，战线长达数千公里，范围涉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其中从1991年9月到1997年6月，对辽宁绥中县三道岗元代沉船的连续发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次发掘被评为199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出版，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第一本报告。

    “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六年，本书全面记录了此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发现物， 是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报告”。这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在该报告序言里的一段话。

    曾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学者问俞伟超教授，“水下考古的经费开支极大，中国还那么穷，你们为什么现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先生回答说：“中国的水域那么辽阔，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东边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发生联系，南边与南洋群岛发生联系，往西通过印度洋又和欧洲发生联系，我们不搞水下考古行吗？”

    如今俞伟超教授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那执着关注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精神却时时激励着现在仍坚守在中国水下考古战线上的同仁和战友们。（待续）